师恩难忘******
刘末利
1960年,对于当下,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,那时从学校毕业,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,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,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,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,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,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记得1961年的春天,我奉命出差,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,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: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,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几十年来,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,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,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,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,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,更使我忐忑不安,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,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,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,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,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,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,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,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,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,享受龙井的美妙,一杯接一杯,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,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,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,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,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,无论我怎样努力,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,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:“你这种身体,怎么当记者呀!”
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,算不上疾病,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,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,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,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,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,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,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,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,上海分社“开张”,包括分社负责人,人员只有七八个,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,又是全国工业基地;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,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,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,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,无所适从。某年,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,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,责任不在于我,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,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,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,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,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,真是醍醐灌顶!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,目的明确,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,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也是在1982年,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,明确了“面向中间,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,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,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,读得我如痴如醉,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,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,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,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,还当面请教,受益匪浅,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,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,我的多位老同事,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,他们是我的益友,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,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1984年底,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,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: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;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,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,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,毋庸多言。
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,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,十分难得;唯有满怀感激,永远念叨:“师恩难忘”!
(历史资料)
陈建仁被曝以“借调”方式接替苏贞昌,岛内批“好处占尽,不愿吃亏”******
【环球时报综合报道】陈建仁声称要承担蔡英文的“最后一里路”,以“义无反顾”来描述自己接任台“行政院长”的心境,却被爆出并未辞去“中研院”特聘研究员的职位,而是以借调留职停薪的方式为自己解套。
台湾《中国时报》1月29日披露称,陈建仁是台“中研院”基因体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。“中研院”证实,蔡英文办公室1月27日去函借调陈建仁担任“行政院长”;借调期间应办理留职停薪,并在借调机关支薪。报道称,依据台“中研院研究所组织规程”规定,能获特聘研究员职务的学者,不仅大多具备“院士”身份,而且任期更不受年龄限制,聘期由“中研院院长”提请院务会议决定。他们的薪资很高,对比一般研究员10万元(新台币,下同)左右的月薪,特聘研究员依照等级高低,从13万元到49万元不等。依陈建仁的分量,月薪是49万元。
台“行政院”准发言人陈宗彦1月30日声称,教育、研究机关借调并非首例,所有程序都是根据规定完成。但陈建仁的举动无疑令人感到“好处占尽,就是不愿吃亏一下”。国民党“立委”洪孟楷1月30日质问道,陈建仁预留后路随时走人,也能回“中研院”继续领高薪,到底是对民进党没信心还是对自己的任期没信心?他批评陈缺乏破釜沉舟的决心,要期待有什么大刀阔斧的改革,恐怕缘木求鱼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,如果陈建仁是这样的心态,那就是一个“看守内阁”和“过渡内阁”,准备要交班给国民党。“中广”董事长赵少康痛批,之前传陈建仁因舍不得“中研院”的高薪,对是否接任“行政院长”踌躇再三,现在又摆出愿意“牺牲”的样子,看来是蔡英文答应他保有“中研院”特聘研究员的高薪空缺,“又要当最大官,又舍不得放弃高薪,所有好处都给他占,看得出他对出任行政院长的过水心态”。赵少康还说,蔡英文拼命删减退休军公教人员退休年金,却把民脂民膏浪费在民进党退职大官身上。台北市议员游淑慧直批陈建仁这笔账算得很精,一点亏都不愿意吃。
《中国时报》评论称,虽然“行政院长”月薪也有32万元,但“中研院”特聘研究员可以活到老、领到老,似乎更香。陈建仁嘴上说“回馈、承担”,另一只手却又紧紧抓住高薪和名位不放,社会观感不佳。(陈立非)
(文图:赵筱尘 巫邓炎) [责编:天天中] 阅读剩余全文() ![]() 彩票注册地图 |